從1999年夏天開始，我就失去了集體。

我，正如所有社會主義大家庭中的成員，從小在集體的懷抱里長大。小學的時候，小朋友們一起去包皮干區(qū)大掃除并且集體做早操。中學的時候，同學們一起彩排晚會節(jié)目并且集體做早操。大學的時候，大伙兒一起軍訓一起參加一二九合唱并且集體做早操。

從1999年夏天開始，我再也沒有了集體早操可做。

先是在國內(nèi)某大學做研究人員，不用坐班，不用教書，項目是各做各的。然后是出國讀書，沒有班級的概念，沒有集體宿舍，沒有一二九大合唱，更沒有集體早操。后來開始寫論文了，再后來又博士后了，更是成了一個學術的孤魂野鬼，自己看書，自己寫東西，既沒人搭理，也不用搭理誰。

對于一個口口聲聲熱愛自由 的學者來說，這難道不是夢寐以求的嗎？

有時候，我的確對別人不得不過一種摩肩接踵的生活深感同情。那些不得不經(jīng)常在領導面前點頭稱是的人，那些為了公司業(yè)務在客戶面前強顏歡笑的人，那些要用精確到分鐘的方式跟丈夫或者妻子匯報每日行蹤的人。每當我可以連著幾天幾夜看自己想看的書或者上自己想上的網(wǎng)。沒有孩子吵著讓我?guī)游飯@，沒有丈夫吵著讓我給他做晚飯，沒有領導吵著讓我做某個報表，沒有同屋的人在耳邊嘰嘰喳喳，我的確有種撿個大便宜沒事偷著樂的感覺。

可悲的是，凡事都是辯證的。

集體生活中的“強制性交往”迫使你想獨處的時候不得不面對他人，而孤魂野鬼的生活使你在想跟人說話的時候，不得不拿起電話，一個一個往下掃名字，并且自言自語：這個人有空嗎？他呢？她呢？他？她？他？上次是我主動約他吃飯的，這次再約人家會不會覺得很煩？而且，其實我們好像也沒有什么可說的？

吃一餐飯，都要在心理上翻山越嶺。哪像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不管他有沒有空，不管他煩不煩，不管對他有沒有什么可說的，都會稀里糊涂的聚到一起。辯證法這事，可真叫人傷腦筋。

我已經(jīng)31歲，但是有時候，我希望有人突然敲我的門，大喊：起來了，起來了，做早操了！

然后我罵罵咧咧、睡眼惺忪地起床 ，去刷牙洗臉，走廊上碰見老大和老二，水房里碰見老三和老四，回到宿舍，看見在梳妝打扮的老五。然后朝陽下，混跡于成千上萬人，我伸胳膊踢腿，從伸展運動做到整理運動。

就算我是厭煩這一切的，可是后來我發(fā)現(xiàn)凡是令你煩躁的，其實幫助你防止抑郁。當然抑郁和煩躁誰比誰更可惡，好比自殺與他殺誰比誰更可怕，這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今天路上碰見一個朋友，她行色匆匆，沒說兩句就要跑：哎呀，我得趕緊走了，我們有一個學習 小組，每周一下午有一個聚會，輪流主持案例討論，這么冷的天，煩死了，又不能不去！

我才不同情她呢。我嫉妒她還來不及呢。因為我的世界里，已經(jīng)沒有什么人群，沒有什么聚會不能夠不去。我站在廣場上，人很多，聲音很多，但是沒有廣播在播放：第一節(jié)，伸展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