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常說的一句話是“義理最難堪”。一個人必須盡“義理”，如同他必須盡“義務”一樣。但“義理”是一系列色彩不同的責任。與此相當?shù)脑~在英語中是根本沒有的，而且在人類學家從世界文化中發(fā)現(xiàn)的一切奇怪的道德義務范疇里，這是最稀奇的范疇之一。這是日本獨特的范疇。

“忠”和“孝”是日本同中國共有的；盡管日本在這些概念中作了些改變，但它們同在其他東方國家里為人熟知的道德責任具有某種同族性質(zhì)的類似。但是，日本的“義理”既不來自中國的儒學，也不來自東方佛教。這是一個日本的范疇。如果不考慮到“義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行動。沒有一個日本人在談論行為動機、良好名譽或男男女女在其本國所遇到的兩難境地時，會不經(jīng)常談及“義理”。

在一個西方人看來，“義理”包括一連串五花八門的義務，從對過去所受的好意的感謝到復仇的責任（見上章表格）。日本人至今還未嘗試過向西方人解釋“義理”，這是毫不奇怪的。他們自己的日文辭書也幾乎未能對該詞下一個定義。有一部日文辭書是這樣解釋“義理”的，——我把它譯出來——“正當?shù)牡览?；人應該遵循的道路；為向社會謝罪而不情愿地做的某種事情。”這些解釋不能使西方人對“義理”的含義有多少了解，但“不情愿”這個詞顯示出了與“義務”的不同之處。不管“義務”對人提出多少困難的要求，它至少是他對其直系親屬、對象征著其國家、其生活方式和其愛國心的天皇所負的一些責任。一個人對人負有“義務”是因為與生俱來的牢固紐帶。不管遵行“義務”的特定行為是多么地不合人意，人們從來不對“義務”下“不情愿”的定義。但是“償還義理”是充滿不愉快的。做一個欠下人情債的債務人是有其難處的，這種難處在“義理的范圍”內(nèi)達到了極限。

“義理”有兩個完全不同的部類。我將稱之為“對社會的義理”——字面的意思是“報答性義理”——的那一類，是一個人對其同伴報恩的責任；而我將稱之為“對名譽的義理”【原文為“giritoone’sname”，可直譯成“對一個人名字的義理”，意為維護一個人名譽的責任。因這句話是作者重點論述的一個方面，而且各處提及時的意思不盡相同，為忠于原文和句子結(jié)構(gòu)的完整性，我們不一一意譯，而統(tǒng)一譯成“對名譽的義理”。敬請讀者根據(jù)上下文的意思加以理解?！g注】的那一類是不讓自己的名字和聲譽被任何詆毀所玷污的責任，大致如同德國人的“名譽”。對社會的“義理”大致可以描寫為對契約關(guān)系的履行。與此相反，“義務”被認為是對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內(nèi)心責任的履行。因此“義理”包括一個人對他的姻親家族所承擔的一切責任?！傲x務”則包括對一個人自己的血緣家族所承擔的一切責任。岳父或公公被稱為“義理之父”，岳母或婆婆被稱為“義理之母”，姐妹的丈夫，夫或妻的兄弟姐妹，兄弟的妻子分別被稱為“義理之兄弟”和“義理之姐妹”，這一術(shù)語被用來指配偶的兄弟姐妹或兄弟姐妹的配偶?；橐鲈谌毡井斎皇羌彝ブg的一種契約，向?qū)Ψ郊彝ソK生履行這些契約義務是“盡義理”。對商定這種契約的一輩——父母們——的“義理”是最重的。而年青妻子對她婆婆的“義理”尤其重。因為，就像日本人所說的，新娘是到一個并非她出生的家庭里去生活。丈夫?qū)ζ湓栏改傅牧x務是不同的。但也是令人生畏的，因為如果他們處于危難之中的話他必須借錢給他們，還必須盡其他的契約責任。就像一個日本人說的那樣，“如果一個成年的兒子為他自己的母親做一些事情，那是因為他愛母親，因而這不可能是‘義理’。當你出自內(nèi)心地采取行動時你并非在盡‘義理’”。但是，一個人刻板細致地履行他對其姻親們的責任，因為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地避免可怕的指責：“不懂‘義理’的人”。

看一下像婦女一樣出嫁的“招女婿”的情況，就會非常清楚地了解日本人是如何體會這種姻親的責任的。如果一個家庭只有女兒而沒有兒子，父母為了延續(xù)這個家庭的姓氏，就為他們的女兒中的一人挑選一個丈夫。做上門女婿的人，其名字得從他又已家庭的戶籍上除去，而改姓他岳父的姓。他進入其妻子的家庭，在“義理上”從屬于他的岳父母，死后被葬在他們的墓地里。在所有這些做法上他都酷似普通婚姻中的婦女。為女兒招女婿的原因可能不單單是一個人沒有兒子，通常這是雙方都希望從中得利的一種交 易。這些婚姻被稱為“政治上的婚姻”。女家可能貧窮但門第高貴，男方可能會帶來現(xiàn)款，他以此換來階級地位的提高；或者女家可能是富裕的，能夠為女婿提供教育費，女婿為報答這種恩惠而離開了他自己的家庭；或者女方父親可能以此種方式把他自己與其公司中的一位未來合伙人聯(lián)系起來。在任何情況下，一個招女婿的“義理”是特別沉重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在日本把一個男人的名字轉(zhuǎn)到另一個家庭的戶籍上去的做法是非常嚴肅的事。在封建時代的日本，在戰(zhàn)斗中他必須站在他岳父一邊，即使這意味著即便要殺死他自己的父親也得這么干，以此證明他自己是其新家庭中的一員。在近代日本，涉及招女婿的“政治婚姻”運用“義理”這種沉重的制約力，以日本人所能提供的最強大的紐帶把這個年青男子與其岳父的事業(yè)或家庭的命運拴在一起。特別是在明治時代，這種情況有時對雙方都有利。但是對做上門女婿的厭惡之心通常是很激烈的，有一句日本人常說的俗話是：“家有三合米（約一品脫），不當招女婿?！比毡救苏f這種厭惡是“因為‘義理’”。他們并不說“因為這使他不能扮演男子漢的角色”，而如果美國人有一種類似的習慣的話，我們就可能會這么說?？傊?，“義理”是夠苛刻的和夠“不合人意”的，所以“因為‘義理’”在日本人看來是對難以承擔的關(guān)系的一種充分表述。

不僅對一個人的姻親的責任是“義理”，甚至對叔父、伯父、姑父、舅父、姨父和嬸母、伯母、姑母、姨母以及侄子、外甥、侄女、甥女的責任也列入同樣的范疇。在日本甚至對這種比較親近的親戚的責任也不列為孝道（“孝”），這一事實正是日本和中國之間在家族關(guān)系方面的巨大差異之一。在中國，許多這樣的親戚，以及疏遠得多的親戚，能分享共同的財產(chǎn)，但在日本他們是“義理”或“契約性的”親戚。日本人指出，常常發(fā)生這樣的事兒，即這些人對一位被請求給予他們援助的人從來沒有親自施過“恩”；他援助他們是對他們的共同祖先報“恩”。這也是促使一個人照料自己的孩子們的制約力——當然那是一種“義務”，——但是，盡管制約力是相同的，對這些比較疏遠的親戚的幫助卻被列為“義理”。當一個人必須幫助他們時，就像一個人幫助其姻親時一樣，他會說：“我‘義理’纏身”。

大多數(shù)日本人甚至在想到姻親關(guān)系之前就首先想到的那種重大的傳統(tǒng)的“義理”關(guān)系是家臣對其主君及其同僚的關(guān)系。這是一個以名譽為重的男子對他的上司及與他同一階級的同輩的忠誠。這種“義理”的責任在大量傳統(tǒng)文學中得到贊頌，并被同武士的德等量齊觀。在古代日本，在德川氏實現(xiàn)國家統(tǒng)一之前，這常常被認為是比當時對將軍的義務即“忠”更為偉大和更為珍貴的德。12世紀，當源氏將軍要求一位大名交 出他所窩藏的一個敵對領(lǐng)主時，這個大名寫了一封回信，這封信至今仍保存著。他憤憤不平于對其“義理”的非難，表示即使以“忠”的名義地也拒絕違背“義理”。他寫道，“公事是我自己難以左右的事情，但是以名譽為重的武士之間的義理是永恒的真理。”因而是超越將軍權(quán)力的。他拒絕“違背對尊敬的友人的信義”【引自朝河貫一《入來院文書》，1929年。——原注】。這種卓越的武士道德充斥于古代日本的野史故事之中，這些故事今天在日本是家喻戶曉的，被編成能樂、歌舞伎劇和神樂舞蹈。

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故事是碩大無敵的“浪人”（沒有主君，靠自己的才能生活的武士）弁慶的故事，他是12世紀的豪杰。弁慶除了令人驚嘆的力氣之外一無所有，他棲身寺廟時把和尚們都嚇壞了。他砍倒每一個路過的武士，奪取他們的刀，用來支付所需的費用，以把自己裝束成封建武士的樣子。最后他向一個人挑戰(zhàn)，此人在他眼里不過是個小毛孩子，一個纖弱浮華的貴公子?？墒?，這一次他遇上了勁敵，他發(fā)現(xiàn)這個青年正是企圖使其家族重掌幕府大權(quán)的源氏后裔，是日本人熱愛的英雄源義經(jīng)。弁慶向義經(jīng)奉獻了由衷的“義理”，并為他的事業(yè)屢建功績?？墒?，最后他們不得不帶著家臣從一支占壓倒優(yōu)勢的敵軍包圍圈里逃出來。他們裝扮成為一座寺廟募集捐款而巡游日本全國的游方僧，為了防止露出馬腳，義經(jīng)和一行人穿著同樣的服裝，混在其中，弁慶則裝作這群人的頭頭。他們在路上碰上了攔截他們的敵人警戒部隊，弁慶偽造了一份長長的寺廟“施舍人”名冊，并裝作宣讀這份名單的樣子。敵人幾乎放他們通過了。但是，在最后的一剎那，假裝成下等人的義經(jīng)露出了他的貴族氣質(zhì)，引起了懷疑。他們把這行人叫了回來。弁慶立即想出了一個小計謀，他借故辱罵義經(jīng)，還打了他幾記耳光，以此消除對義經(jīng)的懷疑，敵人相信了：如果這個游方僧確是義經(jīng)的話，他的家臣是不敢打他的。這是無法想像的違反“義理”的行動。弁慶的失敬行為拯救了這一小隊人的生命。這一行人一到安全之地，弁慶就跪在義經(jīng)腳下，請求義經(jīng)殺了他。他的主君大慈大悲地表示了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