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先生89歲時駕鶴西去，身后獲得極高評價，其中以馬英九 說先生去世“象征一個時代的結(jié)束”最具代表。雖然許多名人高壽逝后皆被冠以此譽，確有濫用之嫌，但這用在柏楊身上卻相當貼切。馬英九 從“五四”思想啟蒙的角度來理解他和他所處的時代，我深表贊同。不過筆者認為，真正屬于柏楊先生的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其實，80年代的本質(zhì)，正是“五四”精神的秉承和延續(xù)，也是“五四”以來最大的一次文化反思。追憶影響柏楊先生的時代以及柏楊先生所影響的時代，不妨將“五四”時期和80年代的有關社會思潮進行簡要的回顧，這既是對先生的悼念，也是對“五四”的紀念。
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中，以“打倒孔家店”為標志，中國知識分子們在呼喚“民主 ”、“科學”精神的同時，開始將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對立起來，全面批判傳統(tǒng)文化。而國民性*批判和改造是反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魯迅從文藝著手，拿起“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的武器，直擊國民劣根性*，成為“五四”時期最具代表的國民性*批判者。而魯迅之后幾十年間，國民性*批判不再轟轟烈烈。就在它似乎即將消失在人們視野中的時候，臺灣國民黨 當局的獨裁 高壓 統(tǒng)治卻“壓制”出李敖、柏楊等魯迅的繼承者。比起“五四”先賢，他們的“全盤西化”和反傳統(tǒng)有過之而無不及。
柏楊筆名似乎隱含著后繼者的意味。當年臺灣橫貫公路通車前，他曾應邀前往參觀及為沿途景致題名，那時最后一站位于“古柏楊”的隧道尚未竣工，他回家后提筆有感，因而用了柏楊為筆名。在上個世紀80年代那段進行深入文化反思的回光返照時期，柏楊確也成為兩岸三地的華人中，秉承“五四精神”進行國民性*批判的最重要的作者，其反傳統(tǒng)話語達到了一個頂峰。柏楊之所以在那個年代影響最大，不是因為其思想有多么深刻，反而恰恰是因為其平民化。他的著作《丑陋的中國人》總結(jié)的“醬缸文化”、“臟、亂、吵”、“窩里斗”、“臭鞋大陣”等國民劣根性*讓國人有切膚之痛，過目難忘。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季倫評論說：柏楊盡管對于中國文化批判得不遺余力，但其立足點顯然可歸為“感時憂國”的傳統(tǒng)。1985年，該書在出版后便在臺灣引起轟動。正是基于這一點，港臺及海外華人在最短的時間里結(jié)束了這次大腦的震蕩，并在最早的時間里接受了柏楊對于丑陋的批判。
而此時，大陸 在文革后“文化熱”和文化討論已持續(xù)多年。以傳承“五四”精神的名義，反傳統(tǒng)思潮塵囂日上，方勵之的“全盤西化”和劉曉波的“向傳統(tǒng)全面開戰(zhàn)”成為最有代表性*的口號。宣揚“文化決定論”，將中國的落后歸罪于“黃色*文明”的《河殤》借助剛剛進入大眾家庭的電視機傳遍千家萬戶。這這種情形下，《丑陋的中國人》在1988年進入內(nèi)地便受到追捧，風行一時，印行達百萬冊。
但高峰之后便是低谷。因為次年的政治風波，柏楊一同被視為民族虛無主義的代表。當時《光明日報》發(fā)表社論稱：“夜郎自大、閉關鎖國曾使我們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坏?，枉自菲薄、自慚形穢、津津樂道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除了使人們悲觀失望、自暴自棄之外，又能給我們帶來什么呢？”內(nèi)地開始聲討柏楊“鼓吹民族虛無主義、崇洋媚外、主張全盤西化、感謝帝國主義的侵略……”，作品隨即被禁。1991年，柏楊的故鄉(xiāng)河南輝縣也拆除了3年前為他樹起的一座高大胸像。
作為“五四”思潮的另一脈，文化保守主義者向來對國民性*批判有著尖銳的批評，而在上個世紀柏楊等人掀起的反傳統(tǒng)高|潮同時，他們的批判也更加深入。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五四”以來的西化論者在比較中西文化時采取的是通常所謂“強人政策”的反程序運作，即地道的“弱者政策”：“用中國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華進行比較，為的是尋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如胡 適以纏足娶妾和抽鴉片為國粹；魯迅把自私、敷衍、無聊、妥協(xié)、愚昧、狂傲、庸俗、陳腐等等社會心理中的“奴性*”部分歸結(jié)為國民性*。從80年代末開始，在官方和學界的雙重批判下，柏楊等人以及他們的國民批判迅速走出內(nèi)地的大眾輿論，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之外。國內(nèi)學者摩羅更是將國民性*批判視為一種自虐，他最近撰文指出：中國人的缺點，都是人性*缺陷的一部分。我們因為長期停留在國民劣根性*的審視中，而放棄了對于更加深廣的人性*缺陷的研究，而人性*的缺陷是既包括中國人，也包括西方人的。中國的知識精英們?nèi)绱松瞄L于反思自己的缺陷，可是，當他們的反思進入自虐狀態(tài)時，他們對于自己的自虐狀態(tài)卻缺乏足夠的反思，以至于長驅(qū)直入一百年。
“五四”精神實質(zhì)是推動中國“民主 ”、“科學”的現(xiàn)代化文明。但回顧近百年來的歷史，我們卻不難發(fā)現(xiàn)，人們更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并且往往把沒有建設好一個新世界歸咎于對舊的世界破壞地不夠徹底，怪自己的老祖宗給我們的文化出了問題，甚至歸咎到人性*固有的一些弱點上。本質(zhì)上是把結(jié)果錯誤的當成了原因。1988年，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發(fā)表的題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的著名講演，成為學界對此最深刻的一次反思，他認為：“中國近代思想史就是一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因為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沒有起到制衡作用，才使得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眹裥?劣根不是現(xiàn)代化的關鍵，更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必然結(jié)果，國民性*改造反而是現(xiàn)代化的結(jié)果之一。正是基于上述反思，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大陸 “學術(shù)凸顯，思想淡出”，文化保守主義漸成主流。包括柏楊自己后來結(jié)集出版的《我們要活得有尊嚴》也漸重建設性*，《丑陋的中國人》成了國民性*批判最后一個高|潮的絕唱。無可質(zhì)疑的是，他和他的時代皆已終結(jié)。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柏楊先生敏銳犀利的觀察能力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的思想永遠是華人世界的寶貴財富，他在人文啟蒙上的功績永存。
80年代結(jié)束之后，所謂民族虛無主義迅速結(jié)束影響，保守主義在學界挽回大局的同時，批判國民性*從思想界的淡出迅速被民族主義占領，人們從不自信一下演變到了另一個極端——對外的不信任乃至陰*謀論的流行。80年代，柏楊受《丑陋的的日本人》啟發(fā)而寫就的《丑陋的中國人》在華人世界引起轟動。說來也巧，90年代中期內(nèi)地思想界最有影響的同類讀物《中國可以說不》，也對應著一本《日本可以說不》。以《中國可以說不》為標志，“借愛國而排外，借排外而媚上”的狹隘民族主義徹底替代了國民性*批判的地位，成為影響青年人思想的主流內(nèi)容，這愈加令人擔憂——狹隘民族主義不但缺乏建設性*，甚至缺乏國民性*批判所帶來的反思精神，很難說是一種進步。而再過了近10年，坊間開始流行一本叫《貨幣戰(zhàn)爭》的書，這本書的情節(jié)據(jù)說與某部海外電視片雷同，關于海外金融資本的陰*謀故事又開始流行……
柏楊去矣，他與他所影響的時代漸行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