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這是哈耶克為《通往奴役之路》美國平裝本（The Road to Serfdom，University 0f Chicago Press，1956）所寫的前言。

我在寫這本書時，如果心里首先想到的是美國讀者，那么它在某些方面會有所不同。不過今天十分確定的一點是，就美國這個地方而言，實在沒有必要再建議寫這樣一本書了，盡管這有點出人意料。但是，這本書第一次出版是在十幾年前，值此新版問世之際，大概有必要解釋一下我當初寫這本書的目的，并且簡略地談談它在這個國家所獲得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從許多方面看令人不解的成功。

此書寫于戰(zhàn)爭年代的英國，而且主要是寫給英國人看的。當然，其中的那些話，主要是說給英國讀者中一個十分特殊的階層聽的。我當時把它題獻給“所有黨 派中的社會主義者”，絲毫也不含揶揄之意。在動筆之前的十年里，我和一些傾向于同情左派的友人和同事有過多次討論，此書即起源于此，我寫《通往奴役之路》是這些辯論的繼續(xù)。

當希特勒在德國掌權時，我已在倫敦教了幾年書，不過直到大戰(zhàn)爆發(fā)前，我和與歐洲大陸 有關的事務仍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我所看到的各種極權主義運動的起源和發(fā)展，使我感到，英國的輿論，特別是我那些在社會問題上持“進步”觀點的朋友的意見，完全誤解了那些運動的性質。這促使我甚至在戰(zhàn)前就寫了一篇短文表達這種感覺，它構成了該書的中心論點。但是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我感到對我們的敵人、不久后又成為我們盟友的俄國的政治制度，存在著廣泛的錯誤認識，這是一種必須用更為周密的努力加以反對的嚴重威脅。此外，十分明顯的是，英國本身在戰(zhàn)后很可能也會試驗這種我確信已給其他地方的自由造成了極大摧殘的政策。

由此可知，這本書是為了對英國的社會主義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漸形成的。戰(zhàn)時的寫作難免會一再拖延，這使該書直到1944年春天才得以面世。此外，這一出版時間也解釋了我為使大家能聽得進去，為什么在評論我們的盟國時很有節(jié)制，選擇的實例主要來自德國的事態(tài)發(fā)展。

這本書似乎生逢其時，對于它在英國獲得的成功我已心滿意足，雖然這種成功的性質與它在美國的情況不同，但在銷售數量上卻不相上下?？偟恼f來，人們接受這本書時所持的態(tài)度，也正像我寫此書時的心情一樣。它的論證也受到了它的主要讀者嚴肅的評價。只有一些工黨 的政治領袖，以這本書出自一個外國人之手為由，對它進行攻擊，好像正是為了證實我關于社會主義有著民族主義傾向的論點。除此之外，有些發(fā)現這本書的結論和他們最堅定的信念截然相反的人，一般都以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評論它，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①英國的左派觀點對這本書的批評，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大概是Barbara Wootton夫人大度而直率的專著Freedom underPlanning（London，George Allen＆Unwin，1946）。在美國，此書常常作為一本有效地駁倒了我的論點的著作而被加以引用，雖然我禁不住有一種感覺，肯定不只一個讀者會得出這樣的印象——如一位美國評論家所說——“從實質上說，它好像證實了哈耶克的論點?！?/p>

在后來終于出版這本書的國家里，情況也是如此。當瑞士版的譯本終于傳到德國時，納粹之后的一代人對它表達了由衷的歡迎，這是一件我未曾想到它的出版能夠帶來的高興事。

這本書在英國面世數月后也在美國出版，它在這里受歡迎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在寫這本書時，幾乎沒有想到它對美國讀者也會有吸引力。自從我上次作為一名研究學者來到美國，20年已經過去了，在這段時間，我?guī)缀跻咽チ送绹枷氚l(fā)展的接觸。對于我的論述和美國的情況有多大的直接關系，我毫無把握。當最初接觸過的三家出版社事實上拒絕了此書時，我一點兒也不感到意外。②

②我當時并不知道，有人已同意把它推薦給這三家公司之一，它沒有出版看來不是因為對它的成功有什么懷疑，而是出于“一家有威望的出版社不適合出版”此書這種政治偏見。（這句出自威廉·米勒之口的話，見W.T.Couch，“The Sainted Book Burners”，The Freeman，April 1955，p.423；以及William Miller，The book Industry：A Report of the Public library Inquiry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9，p.12。）

但最出乎意料的是，這本書由現在的出版商發(fā)行不久之后，它的銷量很快便以這種并非為大眾消費而作的著作幾乎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③更令我吃驚的是兩個政治派別的激烈反應，對于它，有些人贊不絕口，另一些人則怒不可遏。

③這絲毫不是因為《讀者文摘》發(fā)表了該書的縮寫本，不過我還是要向這份雜志的編輯表達我的尊敬，他們在做這件事時沒有我的協(xié)助，卻表現出一種極其高超的技巧。把復雜的論證壓縮得與原有長度相比所剩無幾，難免會造成一定的簡單化，但是能夠做到沒有歪曲原意，甚至做得比我親自動手還好，這的確堪稱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同我在英國的經歷相反，此書在美國的主要讀者，似乎一放下書就對它表示反對，說它是在惡毒而不懷好意地攻擊他們最為珍愛的理想，他們似乎從來沒有停止過對這本書中的論證進行檢驗。在此書受到的一些更為激烈的批評中，表現出來的情緒和所使用的語言，已經達到了不同尋常的程度。④不過有許多人，我從未想過他們會讀這種書，并且我現在仍然懷疑他們是否真正讀過這本書，卻熱情地歡迎這本書，對此我倒絲毫不覺得奇怪。我還要補充一句，有時人們利用它的方式，使我忍不住想起了阿克頓爵士的不刊之論：“無論何時，自由的摯友總是寥寥無幾，它的勝利歷來都要歸因于少數人，他們同一些與他們目標不同的援軍結合才占了上風；這種結合永遠潛伏著危險，有時甚至會變成一場災難。”

④如果誰想看看當代學術討論中幾乎絕無僅有的野蠻和謾罵的典范，我建議他讀一下Herman Finer教授的Road to Reaction，Boston，Little Brown＆Co.，1945。

大西洋兩岸對這本書的反應如此不同，但很難把這種情況歸因于國民氣質的差別，自那時以來，我日益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肯定存在于該書問世時思想環(huán)境的不同之中。

在英國，一般來說也是在歐洲，我所討論的問題早已不是抽象的問題。我所考察的理想早就來到了人間，甚至它們的最熱誠的信徒也已看到了它們具體實行起來造成的一些具體困難和意外后果。因此對于我所論述的現象，幾乎我的所有歐洲讀者都或多或少有些切身體會，我不過是在系統(tǒng)而有條理地評論許多人本能上已經有所感覺的事情。對這些理想已經出現了失望情緒，對它們的批判性評價不過是使其更能為人們所知或更為明確罷了。

但是在美國，這些理想仍然很新鮮，因此也更加危險。大量的文人受其傳染才不過10年或15年，不像英國那樣已經四五十年。盡管有“新政”的實驗，他們用理性建立一個新型社會的熱情，基本上依然沒有靠實踐經驗而落到實處。在大多數歐洲人那里已是vieux jeu（老把戲）的東西，在美國的激進派看來，仍然閃爍著一個美好世界的光芒，他們是在不久前的大蕭條年代，才開始憧憬這樣一個世界的。

在美國，輿論的變化是很快的?，F在甚至很難記起，在《通往奴役之路》問世前只有相對而言多么短的時間，一些不久后成為公共事務中重要角色的人，便開始嚴肅地鼓吹最極端的經濟計劃和主張效仿俄國模式。不難說出此事的來龍去脈，但是現在指名道姓未免惹人反感。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在1934年，新成立的國家計劃署花了大量精力研究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四國所提供的計劃先例。而在10年之后，同樣還是這些國家，我們卻又學會把它們稱為“極權主義”國家，同其中三國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zhàn)，不久后又同第四個國家開始了一場“冷戰(zhàn)”。但是，此書中有關這些國家的政治發(fā)展與其經濟政策有一定關系的主張，這時卻仍然受到該國提倡計劃的人士的怒斥。突然變得時髦起來的事情是，人們開始否認計劃的靈感來自俄國，認為——正如我的一位著名批評者所說——“顯而易見，意大利、俄國、日本和德國是沿著不同的道路走向極權主義的?！?/p>

所以，當《通往奴役之路》出現時，美國的整個知識氛圍是處在這樣一種狀態(tài)，它注定會使尖銳分歧的團 體不是勃然大怒就是興高采烈。因此，這本書盡管表面上取得了成功，卻沒有產生我所希望的或它在其他地方取得的效果。不錯，它的主要結論今天已得到廣泛接受，12年前如果說法西斯主義不過是集中控制全部經濟活動所導致的同一種極權主義的不同變種，對許多人來說這好像有點褻瀆神明，但是如今這幾乎已成為老生常談了。今天甚至廣泛地承認，民主社會主義是件十分不可靠和不穩(wěn)定的事情，它被各種內在矛盾所困擾，在任何地方都會造成一些在它的倡導者看來也十分有害的后果。

這種頭腦清醒的氣氛，與其說是因為我的書，不如說是由于各種事件給人提供的教訓和一些更為通俗的論述。①當我發(fā)表自己的一般論點時，它并非前無古人，類似的警告早就出現過，只是很可能已快被人忘光了。曾一再有人指出我所批評過的那些政策的固有危險。這本書無論有什么優(yōu)點，都不是因為它重申了老觀點，而是因為它對經濟計劃產生這些意外后果的原因和過程作了耐心細致的考察。

①其中作用最大的無疑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他曾在1944年4月9日的《觀察家報》上對《通往奴役之路》作過友善的評論。

出于這個原因，我希望現在的美國比起此書剛出版時更有利于人們嚴肅思考它的真正論點。雖然我已經看到，它的矛頭主要所指的狂熱社會主義，即一場旨在讓國家擁有主要生產資料，并對經濟生活進行嚴密管制的有組織的運動，在西方世界已屆風燭殘年，不過我相信它的關鍵性內容仍然會有所貢獻。這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時代大概在1948年就已結束了。它的許多幻想，甚至連它的領袖們也已放棄；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別的地方，這個名稱都已經魅力大減。當然，還會有人為了一些不那么死板的教條、不那么系統(tǒng)的運動而去維護這個名稱。但是，僅僅用來反對以往社會主義運動所特有的明確社會改造觀點的論證，今天看起來會像是自作多情。

狂熱的社會主義也許大勢已去，但是它的某些觀念卻已深入到了今天的整個思想結構，因此沒有任何理由洋洋自得。在西方世界，很少有人打算根據某個理想藍圖徹底改造社會，但仍有許多人相信一些措施，制定它們盡管不是為了徹底改造經濟，但其累積起來的效果，仍有可能出人意料地導致這種后果。此外，還有一種較之我寫此書時更為嚴重的情況是，那些從長遠看與維護自由社會不相容的政策，提倡者已不限于黨 派范圍。以福利國家的名義出現的一大堆東拼西湊互不相干的理想，已經大大取代了社會主義，成為改革家們的目標。若想讓這些理想不致產生類似成熟的社會主義所造成的后果，就必須對它們進行認真的篩選。這并不是說它的一些目標行不通或不值得贊揚，但是我們有達到相同目標的許多方式。在目前的輿論中，存在著一種急功近利的危險情緒，這會使我們選擇某些雖然有可能更有效地達到特定目標，卻同維護自由社會不相容的方式。通過對普遍適用的法律加以調整，雖然需要的時間可能長一些，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而現在日益強大的趨勢卻是采用行政強迫和區(qū)別對待的方式；通過審慎地利用財政誘導便可以喚起自發(fā)的努力，卻非要采用國家直接控制或建立壟斷性機構的辦法，這一切都是社會主義時代留下的強大遺產，它很可能對政策產生長期影響。

在今后的歲月里，政治意識形態(tài)不太可能指向某個明確劃定的目標，而只會是一些零打碎敲的變革。正是基于這個理由，我們極其需要對事態(tài)的發(fā)展有充分的理解，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有些措施會毀掉市場經濟的基礎，會逐漸窒息自由主義文明的創(chuàng)造力。只有當我們明白了，有些經濟控制為什么會使以及怎樣使自由社會的動力癱瘓下來，以及哪些措施在這方面特別危險，我們才有望不讓社會實驗把我們帶向沒人想要的結局。

這本書所要從事的正是這一任務。我希望，在目前較為冷靜的氣氛下，它能夠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它并不想奉勸人們反對一切改良或實驗，而是想告誡大家，在從事可能沒有退路的事業(yè)之前，務必對我們的任何制度變革進行必要的檢驗。

當初寫這本書時，我只想到了英國的公眾，這不會嚴重影響到美國讀者對它的理解。不過為了事先避免引起誤會，我必須在這里解釋一下措辭的問題。我在全書中使用“l(fā)iberal”（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的）這個形容詞時，都是從19世紀的本來含義上使用它，這一含義在英國至今未變，但是根據目前的美國用法，它常常是指幾乎完全與此相反的事情。它一直是這個國家左派運動的一塊招牌，并且得到了許多實際上相信自由但頭腦糊涂的人的幫助，因此“l(fā)iberal”逐漸意味著贊成幾乎一切政府管制。我一直十分不解，為什么那些實際上有自由信念的美國人，不但允許左派盜用這個不可缺少的名稱，甚至自己也把它當作一個該詛咒的名詞加以使用。這實在令人遺憾，因為它的結果是，許多真正的自由主義者傾向于自稱保守派。

當然，在反對信奉極權國家的人的斗爭中，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有時的確必須和保守主義者并肩作戰(zhàn)，在有些情況下，例如在當今的英國，他除此之外很難再有別的途徑積極獻身于自己的理想。但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同保守主義畢竟有所不同，將兩者混為一談是危險的。保守主義雖然是任何穩(wěn)定社會中的必要因素，但它并不是一種社會綱領。它所表現出的家長作風、民族主義和權力崇拜的傾向，使它往往更接近社會主義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它因為具有傳統(tǒng)主義的、反理智的、常常是神秘主義的嗜好，使得它除了在短暫的幻滅期之外，對年輕人或任何認為若想讓這個世界變成一個更美好的地方就需要進行某些變革的人，從來就沒有吸引力。保守主義運動，正是由于它的性質，注定會成為既得特權的捍衛(wèi)者，并且為了維護特權而依靠政府的權力。如果對特權按其準確的本來含義加以理解，即給予某些人別人在同等情況下無法得到的權利這種狀態(tài)，那么自由主義立場的本質就是否認一切特權。

在接近12年的時光流逝之后，我同意讓此書原封不動地再版，這大概還需要進一步作點解釋。我曾多次打算修改它，其中有不少地方我都想用更多的篇幅進行解釋，或作出更周密的闡述，或補充更多的說明和證據。但是重寫此書的所有努力，都證明了我絕對無法再用這樣短的篇幅寫出一本涉及這么大一個領域的書。在我看來，不管它可能還有別的什么優(yōu)點，較為簡短是它最大的優(yōu)點。因此我只好得出一個結論，無論我想補充什么論證，我必須另起爐灶。我已經在不同的文章中開始做這件事，其中有些文章對這本書只是觸及到的哲學和經濟學問題作了深入的討論。①關于該書所批判的那些思想的根源，以及它們同這個時代最為強大、令人印象深刻的知識運動的關系這些特殊問題，我在另一本書中進行了評論。②不久之后，我希望通過對平等和公正的關系進行更廣泛的論述，對這本書中過于簡短的中心章節(jié)加以補充。③

①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Chicago，1948。

②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Glencoe，1952。

③我對這個題目的研究綱要，以四篇演講的形式由埃及國家銀行出版：The Political Ideal of Rule of Law（Cairo，1955）。完整的版本于1960年出版，題目是《自由秩序原理》（中譯本，三聯書店，1997?！g注）。

但是有個特殊的題目，讀者有理由期待我在這里作些說明，不過對于這個題目我若是不寫一本新書，不太可能作出適當的說明。距《通往奴役之路》初次問世還不到一年，英國便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政府，它有六年的時間一直掌權。這段經歷是證實還是駁倒了我的認識，對于這個問題我至少要有個簡短的答復。無論如何，這段經歷加強了我的關切，并且我相信我可以補充說，我曾向許多根本無法用抽象論證說服的人所指出的那些困難，也因此有了現實的教育。在工黨 政府上臺后不久，我在美國的批評者作為妖魔鬼怪躲避的問題，在英國卻變成了政治討論的主要話題。不久之后，甚至官方文件也嚴肅地討論經濟計劃政策引起的極權主義危險。他們的政策的內在邏輯迫使一個社會主義政府不情愿地走向他們并不喜歡的強制，《1947年經濟概覽》（首相于當年2月提交 給議會）及其續(xù)篇中的下面這段話，是一個再好不過的說明：

極權主義計劃和民主計劃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使一切個人的欲望和選擇服從國家的命令。為了這一目的，它采用各種方式對個人施以強制，剝奪了他的選擇自由。在大戰(zhàn)極端緊急的狀態(tài)下，這種做法甚至在民主國家可能也是必要的。因此英國人民授權他們的戰(zhàn)時政府領導勞工。但是在正常時期，民主國家的人民不會將自己選擇的自由拱手讓給政府。因此民主政府必須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每個公民選擇自由的方式去實行它的經濟計劃。

有趣的是，在對這一值得稱贊的意圖作出表白六個月之后，這同一個政府卻發(fā)現，它在和平時期也不得不將征用勞工重新寫入法令。即使指出這種權力從來就沒有得到使用，也很難低估其中的涵義；因為假如知道當局有權進行強制的話，幾乎沒有人會等著實際的強制到來。但是，實在令人費解的是，政府怎么能夠抱著它的幻想不放，卻又在同一份文件中宣稱，現在“要由政府來說明什么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對資源的最好利用”，它要“為國家制定經濟任務：它必須說明什么事情最重要，應當制定什么樣的經濟目標”。

當然，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在六年中并沒有造成任何同極權主義國家相似的東西。不過，那些認為這駁倒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論點的人，其實忽略了它的主要論點之一：廣泛的政府控制所引起的變化是一種心理變化，是人民性格上的改變。這肯定是一個緩慢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幾年，而是大概需要一兩代人的時間。重要的一點是，一個民族的政治理想和它對權力的態(tài)度，既是它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的起因，也是這種制度的結果。姑不論其他，這意味著，如果危險在于新的制度和政策會逐步削弱和毀滅精神，那么即使一個強大的政治自由傳統(tǒng)，依然是不安全的。如果那種精神能夠及時重新肯定自己，人民對于帶領他們向著危險的方向越走越遠的政黨 ，不僅不一味盲從，而且認識到了危險的性質并果斷地改變路線，那么這種后果當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至今仍然沒有多少理由讓人相信，在英國已發(fā)生了這樣的事情。

英國人民的性格所發(fā)生的變化——不僅是他們在工黨 政府統(tǒng)治下，而且是在享受家長制的戰(zhàn)時國家的關懷這個更長的時間里所發(fā)生的變化——是很難讓人看錯的。這些變化不但很容易證明，而且只要生活在那個國家，就可以很清楚地感覺出來。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從一份有關過度管制對年輕人態(tài)度所造成的影響的社會學調查中，引用幾段意味深長的話。事實上，它所談的是工黨 政府上臺之前、這本書問世時的情況，主要討論了工黨 政府使其長期化的那些戰(zhàn)時管制措施造成的影響：

首先，在這個城市里，人們感到選擇的范圍正在消失得無影無蹤。在學校里，在工作場所，在旅途的往返中，甚至在家庭設施和配備上，許多通?？梢詮氖碌幕顒?，不是受到禁止，就是出于命令。建立了稱為“公民勸告署”（Citizens’Advice Bureaux）的特殊機構，用多如牛毛的法規(guī)左右著手足無措的人們，并對人們仍有可能作出選擇的僅存的少數凈土發(fā)號施令?！ㄟ@個城市的青少年）的處境是，不事先想想名言錄（the book 0f words），他們連手指頭都不敢抬一抬。一個普通的城市青年對一個普通工作日所作的時間安排表明，他把自己醒來后的大多數時間都用在了各種活動上，而這些活動都是出自他既沒有參與制定，也很難理解其意圖，并且對其是否恰當也無從判斷的命令……城市青年需要更多的紀律和更嚴格的管束這種論斷下得過于匆忙。已經快到了應當說他正在過分管束下受苦的地步了……他觀察自己的父母和兄姐，他發(fā)現他們也像他本人一樣受制于清規(guī)戒律。他看到他們已經很適應那種狀態(tài)，他們很少主動籌劃或實行任何新的社會行動或事業(yè)。因此他看不到有這樣的未來，可以讓強烈的責任心服務于他本人或他人……（這些年輕人）對那些來自外界的、在他們看來毫無意義的管束只好忍氣吞聲，而只要沒了紀律，他們便會盡量完全逃避這種管束。①

①J．Bames，Youth Service in an England County：A Report for king George’s Jubilee Trust（London，1945）。

擔心在這種環(huán)境里長大的一代人不太可能扔掉他們已經習慣了的枷鎖，這是杞人憂天嗎?抑或這些描述是否完全證實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關于“新的奴役形式”的預言：

在成功地使社會的每個成員都處在它的強大控制之下、可以隨意對其進行塑造之后，這個至高無上的權力便會把它的手伸向全社會。它用一張復雜、細密、統(tǒng)一的規(guī)則之網將社會罩住，使最具創(chuàng)造力的頭腦和最有朝氣的人也絕無出人頭地的可能。人的意志并沒有受到桎梏，而是被軟化了，變得卑躬順從；人們的行動很少受到強制，但他們在行動時總是受到阻礙。這樣的權力并未摧毀什么，但它阻礙著生活；它沒有變成暴政，但它限制人民，使他們變得萎靡不振，心灰意懶，糊里糊涂，直到每個民族都退化為一群膽小而勤勞的動物，政府則是它們的牧主?！铱偸窃谙耄覄偛琶枋龅倪@種有序、溫 和而文雅的奴役方式，可能比一般的想象更容易與自由的外表結合在一起，甚至有可能打著人民主權的幌子建立起來。②

②A.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Part ⅱ，Book ⅳ，Chap. ⅵ。整個這一章都應當讀一下，借此可以認識到，托克維爾在預測現代福利國家造成的心理后果上眼光是多么犀利。一個巧合是，托克維爾經常提到的“新的奴役”（“the new servitude”）提示了我這本書的書名。

托克維爾沒有考慮到的是，當任何無賴團 伙能夠無視政治生活的傳統(tǒng)準則，不受限制地輕易保住自己的權力時，這樣的統(tǒng)治還能在一個仁慈的專制者手中維持多久。

大概我還應當提醒讀者，我從來沒有指責社會主義政黨 是在處心積慮地謀求極權主義統(tǒng)治，或者懷疑過去的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曾表現出這樣的傾向。我在這本書中想要證明的，并且英國的經驗使我更為堅信不移的事實是，社會主義計劃所引起的難以預料但又不可避免的后果，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如果再貫徹這種政策，肯定會讓極權主義勢力得手。我明確強調，“要想實行社會主義，肯定要采用大多數社會主義者并不贊同的方式”，我又補充說，在這件事上，“舊的社會主義政黨 受到了他們的民主理想的阻攔”，“他們不具備貫徹他們所選擇的任務所必需的殘忍”。在工黨 政府的統(tǒng)治下，恐怕有人會得出這樣的印象，即這種阻力在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中間會變得比25年前在他們的德國社會主義同道中間更為軟弱，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人，在20世紀20年代那個可供參照的時代，在同樣艱難甚至更為艱難的經濟條件下，也從未像英國工黨 政府那樣接近極權主義的計劃。

由于這里無法對這些政策詳加評論，我只想引用其他一些較少有先入之見之嫌的觀察家所作的綜合判斷。事實上，一些最憤怒的判斷是來自不久前還是工黨 成員的人。

最嚴重的發(fā)展是專斷的行政性強制手段的增長，以及英國自由的可貴基礎，即依法治國，正是由于該書第六章所討論的理由而逐漸遭到破壞。當然，這個過程在上一屆工黨 政府上臺之前很久就已開始，并因戰(zhàn)爭而加劇。但是在工黨 政府治下經濟計劃的嘗試所達到的地步，已經讓人懷疑是否還能說在英國仍然實行依法治國。早在25年前，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對英國發(fā)出的“新專制主義”的警告，就像最近一期《經濟學人》所說的，已經不僅是一種危險，而是變成一個既成事實了。①

①見1954年6月19日這一期一篇討論《關于農業(yè)大臣就科里謝爾市的土地支配發(fā)出公開質詢的報告》（cmd，9176，London：H．M. Stationery Office 1954）的文章，它值得對計劃官僚心理學感興趣的所有人作十分仔細的研究。

這種專制主義，是由一批心地十分善良而誠實的官僚實行的，他們真誠地相信那樣做是為了國家的利益。然而這是一種十分專斷的統(tǒng)治，它實際上擺脫了議會的有效控制；它的機制除了用于現在這些有益的目的外，也可以有效地用于任何其他目的。我懷疑最近有位著名法學家在對這些趨勢作了細致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否還算是夸大其詞：“在今天的英國，我們正生活在獨裁制度的邊緣。轉變將是容易而順利的，能夠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完成。由于今天的政府擁有的權力的完備性，對它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制約，比如一部成文憲法的條款或存在一個有效的第二內閣（second chanl ber），使得在這個方向上已采取了這樣多的步驟，與此比較起來，有待采取的步驟已算不上什么。”②

②G. W. Keeton，The Passing of Parliament，London，1952。

關于對英國工黨 政府的經濟政策及其后果進行的更為詳盡的分析，我所能夠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讀者推薦朱克斯（John Jewkes）教授的《計劃的考驗》一書。就我所知，這本書中的討論，是從一般性角度對這種現象的具體事例所作的最出色的討論。它比我這里所能作的補充更有助于對問題的理解，它所總結出的教訓，其意義絕不限于英國。

即使再有一屆工黨 政府在英國上臺，現在看來也不太可能恢復大規(guī)模的國有化和計劃實驗。但是在英國就像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一樣，系統(tǒng)的社會主義進攻的失敗，不過是讓為維護自由而憂慮的人士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對我們的抱負加以反省，摒棄社會主義遺產中所有那些威脅著自由社會的成分。對我們的社會目標觀念不作這樣的修改，我們很可能還會繼續(xù)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而明目張膽的社會主義，不過是會讓我們的步伐更快一點而已。

本文來源：《經濟、科學與政治——哈耶克論文演講集》，馮克利譯，江 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