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說，“但痛苦也是一種清洗，是對犧牲的人的告慰。”

朱繼紅帶我走進急診室門廊，他俯下身，打開鏈子鎖，推開門，在右手墻上按一下，燈管怔一下，亮了。慘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間，藍色的輸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個床 上都是拱起的凌亂的被褥，有些從床 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腳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這就是我之前聽說的天井。四周樓群間的一塊空地，一個樓與樓之間的天井，加個蓋，就成了個完全封閉的空間，成了輸液室，發(fā)熱的病人都集中到這里來輸液。二十七張床 幾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間只有一只拳頭的距離。白天也完全靠燈光，沒有通風，沒有窗，只有一個中央空調的排氣口，這個排氣口把病菌傳到各處。

病歷胡 亂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樣，已經發(fā)黃發(fā)脆。我猶豫了一秒鐘。朱繼紅幾乎是凄然地一笑，說：“我來吧?！辈±环_，上面寫的都是“肺炎”。他指給我看墻上的黑板，上面寫了二十二個人的名字，其中十九個后面都用白粉筆寫著：肺炎、肺炎、肺炎……

“實際上都是SARS。”他說。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為別的病來打點滴的人呢？”

“沒有辦法，都在這兒漚著?！?/p>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會問他“你們怎么能這樣不負責任”，但站在那里，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木然柔順的絕望，讓我的心臟像是被什么捏著，吸不上氣來——他和他的同事也漚在里面。人民醫(yī)院有九十三名醫(yī)護人員感染非典，急診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兩位醫(yī)生殉職。

我想起轉運當天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只穿著普通的藍色外科手術服。當我在胸科醫(yī)院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穿著全套隔離服進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鐘，身邊的人緊張得橡膠手套里全濕了的時候，這些醫(yī)生護士 ，在天井里守著二十幾位病人，連最基本的隔離服都沒有。我問他那幾天是什么狀態(tài)，他說：“我很多天沒有照過鏡子，后來發(fā)現，胡 子全白了。”

牛小秀是急診科護士 ，三十多歲。她坐在臺階上，淚水長流：“我每天去要，連口罩都要不來，只能用大鍋蒸了再讓大家用……我不知道這是我的錯還是誰的錯……”

朱繼紅帶我去看留觀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幾間普通的病房，遲疑地問他：“你們的清潔區(qū)、污染區(qū)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這兒畫一根線?！蔽也荒芟嘈?，問了一句：“那你們怎么區(qū)分清潔區(qū)和污染區(qū)？”朱繼紅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舉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這兒?！?/p>

我問：“你們靠什么防護？”

他面無表情，說：“我們靠精神防護?！?/p>

我原以為天井關閉之后他們就安全了，但是急診科的門診未獲停診批準，只能繼續(xù)開著，病人還在陸續(xù)地來，沒有條件接診和隔離的醫(yī)院還在繼續(xù)開放，發(fā)燒門診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個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們來拍攝時，病人才開始轉運到有隔離條件的醫(yī)院。當時病人連輸液的地方都沒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輸。

他帶著我去看，所有的椅子還在，輸液瓶掛在樹杈上，或者開車過來，掛在車的后視鏡上，椅子不夠了還有小板凳。一個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官員在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兒子感染了，想盡辦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個床 位，夫婦倆讓兒子住了進去。兩口子發(fā)燒得渾身透濕，站不住，只能顫抖著坐在小板凳上輸液。再后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時候，父母已經去世。

一張張椅子依然擺在那里，原樣，從四月到五月底，誰也沒動過，藍色的油漆在太陽底下已曬得褪色，快變成了綠的，面對大門口敞開放著，像一群啞口無言的人。

墻那邊一街之隔，就是衛(wèi)生部。

五月二十七日，急診科的護士 王晶去世。

丈夫給我念妻子的手機短信。

第一條是：“窗前的花兒開了，我會好起來的?！?/p>

他不能探視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壇醫(yī)院門口，進不去，就在世界上離她最近的地方守著。

她寫：“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依靠?！?/p>

再下來，她開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著存折的密碼。

最后一條，她要他系上紅腰帶：“本命年，你要平安?！?/p>

他一邊慟哭一邊念，我的眼淚也滿臉地流。小鵬瞪我一眼，做記者哪能這樣呢？可是我沒辦法。

他沒有告訴孩子。女兒大寶才六歲，細軟的短發(fā)，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臥室門上貼了張條子：“媽媽愛我，我愛媽媽?！?/p>

我問她為什么貼在門上，她不說話。我說：“你是想讓媽媽一回來就看見，是嗎？”她點點頭。臨走的時候，她坐在床 上疊幸運星，說裝滿一整瓶子媽媽就回來了。我在黯淡的光線里站了一會兒，看著她疊，大圓口玻璃瓶里面已經裝了三分之一。她疊得很慢，疊完一個不是扔進去，而是把手放進罐子里，把這一粒小心地擱在最上層。我看著，想找句話說，說不出來。過了一會兒，她抬起頭看我一眼，我心里“轟”一下：她已經知道媽媽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讓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難過。

出來后，車開在二環(huán)上，滿天烏黑的云壓著城，暴雨馬上就要下來。一車的人，誰也不說話。

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

九年之后，人們還會說“這是進非典病房的記者”，我常覺羞慚。從頭到腳蓋著白布的病人從我身邊推過的時候，還有媒體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東西，但只不過隱約地感到怪異，僅此而已，僅此而已。我覺得自己只是大系統(tǒng)里的一粒小螺絲，一切自會正常運轉，我只是瞥到了一點點異樣，但我沒有接到指令，這不是我節(jié)目的任務，我覺得轉過頭很快就會忘記。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節(jié)目播出后，有同行說：“你們在制造恐慌?！碑敃r我身邊坐著時任《財經》雜志主編的胡 舒立，她說：“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輕慢?！?/p>

最后一天，我們在協(xié)和醫(yī)院門口等待檢查結果，確認是否有人感染。張潔在辦公室等消息。我們幾個坐在車里，等了半小時，一開始還打著岔，嘻嘻哈哈，過一會兒就都不說話了。天賀的電話響了，他接起來說：“對，結果怎么樣？……出來啦？……哦，真的呀？誰？……對，是有一個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沒動，在心里說了句粗口。

他掛了電話，戳一下我說：“喂，醫(yī)生說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節(jié)目都播完了。金杯車在街上漫無目的地開，誰也沒有散的意思，我們打算就這么工作下去，張潔說：“你想去哪兒？”我說無所謂，去哪兒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東西回家，小音箱里放著SkinnyPuppy的音樂，站在高樓的窗口，看著空無一人的北京?？戳艘粫海一厣戆讯鷻C扣在頭上，拿頭巾用力一綁，把音樂開到最大。如果當時有人看到這一幕，可能會認為我瘋了，因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體在極度緊張后的隨意屈張，音樂就像是誰站在萬仞之上，在風暴中厲喊。

我閉著眼睛張著手腳，胡 亂旋轉，受過傷的左腳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樣插進來。人在那種快意的痛苦里毛發(fā)直豎，電子樂里失真的人聲像在金屬上兇狠地刮刺，繩索突然全都繃斷了，我睜開眼，像一只重獲自由 的小獸，久久地凝視著這個新的世界。

數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還記得七二一醫(yī)院嗎？”

我馬馬虎虎地往下看。

“從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尋找你的眼睛?！?/p>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認為一個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問：‘是你嗎？’對方很驚慌。直到在電視上看見你，我才知道你是誰，原來你是個有名的記者。”

他在最后說：“你會覺得好笑嗎？我曾以為你會是我的另外一半?！?/p>

非典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