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悶著。臺里給我開了一個兩會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個出生在貧閑家庭的人，母親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親把他帶大，九五年，他高中畢業(yè)，放棄上大學，打工賺錢，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親也接來。日子還沒過上多久，父親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換肝，醫(yī)生說手術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萬元的手術費，就算手術成功，以后的幾年中，每個月還得準備八千元護肝費。

他寫：“面對巨額的手術費，我眼睜睜地看著把父親從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號的早上，當護士 拔去父親手上的針頭的那一剎那，我的眼淚幾乎可以說是爆發(fā)出來的。為了不讓父親看到我痛苦的樣子，我?guī)缀跻屏俗齑?，目的就是要止住淚水?！?/p>

他說：“現在，我得了一種恐懼癥，總是做噩夢，人也變得很壓抑。一是想到在父親面對死亡的時候，自己的無助，我就自責、內疚。二是恐懼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給家人的恐懼和無助。這個病，我們老百姓實在是得不起呀?。?！”

三個驚嘆號后，他說：“柴靜，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順利?！?/p>

回去我跟領導商量：“能不能換個方式做兩會，比如從我家的小區(qū)說起？”

領導同意了。

我們站在小區(qū)門口，機器架起來，有點尷尬，路邊剃頭的白大褂師傅從眼鏡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頭一按，繼續(xù)理。賣彩票 的大姐把采訪車拍得啪啪響：“往那邊停，那邊停……什么兩會不兩會？別攔著我做生意?！?/p>

樓上的大哥帶著他家的薩摩耶犬從我身邊過，我攔著他，他笑：“說這有用么？”

“不說肯定沒用，你說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搖頭走了，倒是雪白的薩摩耶熟稔地站下，等著我摸它頭。

賣煎餅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熱絡，我奔著她去了，頭一次見大姐扭捏：“嘿你這姑娘，兩會這么大的事兒，我能說么？”攝像機一架，她對著煎餅攤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幾下頭發(fā)，說得我們關不了機：“哎我那孩子，學校收費太貴……”她一開腔，曬太陽的老太太們都圍過來了，一人一句，說藥費不合理，買菜買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線，探頭看了過來，我樓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話進來：“這房價能說說么？……”

一直到采訪結束，大伙都散了，戴紅袖套的聯防隊大爺還追上來，問我能再對兩會說兩句么，他要說的是沒人贍養(yǎng)他的事兒，“兩會能不能管？”攝像已經撤了，我手里只有一個沒線的話筒，但我看著他的神情，說不出拒絕的話，拿著空話筒對著他，讓他說完。這節(jié)目在“新聞聯播”里播了，在節(jié)目的結尾，我說：“至于我自己，我對兩會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這樣的人，能更多地從這個社會得到依靠和快樂，因為他們老了，而這個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樣的孩子。”

幾天后我們按慣例跟拍代表們去農村座談。那是京郊條件很好的村莊。不少代表和媒體，大概有三十幾人，都坐在茶幾邊上，桌子上整整齊齊放了十個果盤，花生瓜子堆出圓滿的尖兒，男主人穿著毛衣，里頭打著嶄新的領帶。

郭鳳蓮拉著女主人的手：“日子過得好嗎？”

我目瞪口呆，這就是她所理解的電視語言——不是她要這么說話，是她認為電視臺要讓她這么說，人家坐在那兒也不舒服。申紀蘭從屋子里出來往外走。我想拉住她問兩句，老太太繃著臉一甩手：“在屋里拍得還不夠啊?！?/p>

當記者這么多年，沒碰見過這樣的情況，是真羞愧。我們索性把機器暫時關了，跟這幾位代表說：“你們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可以在我們鏡頭里說真問題?！?/p>

郭鳳蓮看了我一眼，遲疑著說了一句：“我是關心……今年給農村的這三千億，這個錢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幾個村支書本來都在一邊袖著手看，慢慢都走過來了，說：“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 當成是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個錢數”……

我看見常青鏡頭搖過去，申紀蘭正在用勁拍郭鳳蓮的肩膀：“鳳蓮，你給老百姓說了實話。”

回去車上，常青說：“這個村子不錯，可以在這兒娶個媳婦兒。”我跟他開玩笑：“你可不要顛覆我對你的看法?！?/p>

他忽然說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話：“今天不是一直在顛覆么？”

天安門 廣場上記者最多，鏡頭“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著找了一條人縫給錄音把線拉著：“從這邊過去。”

這時，地方臺的同行把他扛著攝像機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臺搶鏡頭?！蔽襾聿患白钄r，那位攝像師已經迅速撤到后面了。這樣的話，大概他常常聽到。

我惶恐，不光是覺得對不住同行，對自己也沒有任何好處——新聞是爭出來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動等著你采，不用費力就可以問出答案，不滿意他還可以說第二遍，這種新聞，能有多少價值呢？一個代表被二三十家圍著，來不及辨別哪家時，眾聲喧嘩里才能檢驗有質量的問題。晚上吃飯的時候，在“新聞聯播”上看到一個我從沒見過的鏡頭，一張臉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畫面，是貼得太近造成的，還搖搖晃晃。

貼著他臉的是各個媒體的話筒。

這張臉是當時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會堂門前，政協(xié) 會議還有十分鐘就要開幕，他在說：“我的提案是給新農村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

圍著的記者太多，攝像肯定是被推來搡去，因為晃得很厲害。離得太近了，又是廣角，林的臉幾乎是變形的。一塊看電視的同事端著飯碗樂了：“以前聯播可沒這樣的臉?！?/p>

“新聞聯播”的這條新聞還真不短。

電視里林毅夫正說到：“對農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問題，要聽農民自己的聲音……”

辦公室大家都圍上來，看他怎么說。沒人再管他占滿了屏幕、搖搖晃晃的臉。

第四年，我有點不想參加兩會報道了，有媒體采訪我，“你們今年報道哪十大熱點？”

我問她：“你記得去年的十大嗎？能說給我聽聽嗎？”

她笑：“能記住一兩個就不錯了。”

我說：“就像水龍頭一樣，這十天來了我就把它打開，特別繁華，嘩嘩流。開完會一擰，滴水不漏，到明年再來一次，跟去年已經沒關系了。”媒體倒是越來越熱鬧了，但都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比誰的衣服顏色鮮艷，能攔住高官問問題，哪兒人多往哪兒去，管這熱鬧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節(jié)拍點女代表，平常拍點穿得漂亮的少數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來。三千多記者一起，大清晨冷風里排成一個大方陣，長槍短炮，還有很多人架著梯子站在上頭舉著鏡頭，等著代表委員從車上下來，呼啦啦圍上去，一邊圍一邊有同行低聲問我：“咱們采訪的這人是誰??？”

有天下了雨，政協(xié) 委員都從北門進了，記者沒法在這個門停車，只能走路到正門。長安街沿線，一會兒一個，連傘都沒有，淋得透濕。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頭沒干透，剛出門，發(fā)梢上都是冰凌子。這次車停在廣場西邊，得走過一整個廣場到東門，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過去，鞋和褲腿都濕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風，五六級的風，一冬天也沒那么冷過。我學了乖，穿上羽絨服和棉鞋，大圍巾裹著臉。回頭跟同事說話，嘴都凍得擰一塊了，張不開。

這次廣場空空蕩蕩，連站崗的都找個地方待著了?！寄S小說：www.qSxiaoshuo.com〗

只看見不知哪個臺的姑娘，拿著話筒在出現場。她把大衣脫了，沒地兒放，夾在腿中間，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裝，里頭一件紅襯衣，話筒一看是為兩會專門備的，套了紅絨。

“三月的北京……”她剛張嘴，一陣風，話就堵回去了，頭發(fā)都撲在臉上。

攝像戴著大帽子，縮在棉襖里，大聲喊：“笑一點，重來一遍?！?/p>